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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夕“京滬暴動”親歷記

  1949年3月3日,上海國民黨《中央日報》《申報》《新聞報》都在本報頭條位置刊載了“‘京滬陰謀暴動案’主犯王葆真在滬就逮”的消息,因同案先后被捕者,在滬寧即達30余人,其中,孟士衡、吳士文、肖儉魁3人,于同年5月9日,就義于上海閘北公園。吳、肖兩位是中共地下黨員,參加地下民革工作。這一案件,曾轟動一時。這是中共領導下,當時滬寧地下民革組織,為迎接解放軍渡江策動的一次起義工作。我們3人是該案的直接參加者(劉、許兩人被敵人逮捕,梁赴港向民革中央匯報案情)。雖然時隔30余年,但回憶起來,仍歷歷在目。現就我們親身經歷并參考當時有關檔案,作如下敘述。

  從滬寧地下民革組織說起

  1948年元旦,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成立后,民革中央常委兼軍事特派員王葆真奉派來滬,建立組織,開始工作。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備,同年6月,民革上海臨時工作委員會(簡稱臨工會)在滬正式成立。王葆真任主任委員兼管南京民革工作。委員有吳榮、許卜五、梁佐華、任廉儒、李國珍、林漆非、劉云昭等16人。其中,梁、任兩人為中共地下黨員,參加民革工作。下設秘書、組織、宣傳、聯絡等工作組,其中,梁佐華、許卜五負責組織工作。另設民革南京分會,以孟士衡為主任委員,胡勤業為副主任委員,孟士衡經常來上海聯系工作,接受王葆真的領導。南京方面的負責同志還有夏奉瑛、劉海亭、馬廣運、吳士文、肖儉魁等。

  當時,王葆真先后住在上海八仙橋龍門路永川醫院和湖南路261號,就以他的寓所作為主要聯絡處,如有重大事情,在此商議。此外,也利用成員的工作單位和住家開展活動。如,國民黨上海特別市財政局(吳榮任該局田賦科科長)、川鹽銀行華山路辦事處(任廉儒任該處主任)及梁佐華的家里,先后作為對內聯絡處。臨工會委員和各組負責人都是義務職,有的脫產工作。一切地下工作的活動經費,也都由各人自己負擔。

  臨工會成立后,積極開展社會聯系、組織發展、搜集情報、對外宣傳等工作,其中,以策反起義工作為重點。當時,上海處于白色恐怖之下,工作的危險性很大,所以除了必要的集會以外,成員之間都采取“單線聯系”方式。臨工會成立之初,首先翻印《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民革中央一九四八年元旦成立宣言》及李濟深主席《告革命同志、戰士書》,分別交各成員秘密散發或投郵寄發。

  “京滬暴動”的策劃和被敵人破壞

  1949年3月報上刊登的“京滬暴動案”,實際上是迎接人民解放軍渡江的起義計劃,是在中共領導下(有4名地下黨員參加地下民革)和滬寧地下民革組織領導人王葆真的策劃下進行的。其布置計劃如下:

  南京方面:以劉海亭、馬廣運為主要力量。劉、馬兩人均為地下民革成員,劉是南京國民黨首都衛戍司令部北區指揮官兼首都警察廳北區警察局局長,指揮軍警8個團。馬是國民黨首都警察廳中區警察局局長,該局處南京中心,位置重要。劉、馬兩人是國民黨中央警官學校同學,私交至深,所以南京地下民革組織派他們兩人負責這項工作,準備在南京發動公開暴動,籍以破壞敵人的心臟,擾亂和動搖敵人的軍心;同時,準備運用各人所聯系的國民黨軍警部隊,迎接人民解放軍渡江。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民革南京分會于1949年2月5日在吳士文家中召開緊急會議,人民解放軍江淮軍區所派代表王虎臣也參加會議。會上擬定了6項計劃:

  ①控制南京明故宮飛機場,由吳士文和王鼎臣負責。吳士文系中共地下黨員,兼任民革南京分會宣傳委員。凡是該會在南京所張貼的的布告和散發的傳單,都出自他的手筆。②策動駐在南京的國民黨軍警起義,分別切斷交通干線。③扣留國民黨政府重要頭目,規定由劉海亭和馬廣運二人負責。當時,國民黨重要部院都設在北區。國民黨重要頭目李宗仁、何應欽、張群、谷正綱等人的住宅也在該區。所有這些住宅的警衛人員,統由劉海亭派遣指揮。計劃要求控制這批國民黨要人的住宅,發動起義時,扣留這批要人并移送給人民解放軍。④和⑤為:如果南京出現真空時期,則準備在中共地下組織領導之下,協助成立人民解放委員會,暫時維持社會秩序,保護人民財產,免遭破壞。⑥接應人民解放軍渡江。民革南京分會曾派中共地下黨員吳士文前往江北,謁見人民解放軍指揮員,洽商渡江計劃。(此6項計劃,1949年5月10日在上海《申報》“孟士衡等昨執行槍決”新聞中曾有所披露)

  上海方面:亦積極準備,配合行動。①民革上海地下臨工會決定成立兩個策反起義行動組,以王之師擔任第一行動組組長,馮永發擔任第二行動組組長。王、馮都是地下民革成員,他們是國民黨軍校同學,密切配合,進行工作。王之師原是南京政府國防部人事科長,調到上海后,擔任淞滬警備司令部作戰科科長,升任作戰處處長,他將國民黨《保衛大上海作戰計劃》和兵力布置情況,通過王葆真轉交中共上海地下組織。解放前夕,湯恩伯、陳大慶給王之師下了三道“手令”,命令王之師炸毀蘇州河橋梁和黃浦江碼頭。王和馮永發秘商,藉詞調開駐守在白渡橋附近準備炸橋的工兵營,千方百計拒絕執行偽令,保存了國家財產。解放后,王之師把湯恩伯的這3張“手令”,交給了人民解放軍第31軍政治部吳東昭部長。②民革上海地下臨工會委員李國珍及其兄弟李澤龍,以國民黨軍校同學關系,策動長江口崇明和吳淞附近駐軍,待時起義,迎接人民解放軍。李澤龍奉命率領部隊到了臺灣,曾擔任“臺灣省防衛司令部”兩個要職,派回大陸后,最終率部在四川起義。③策動劉昌義起義。劉和地下民革的聯系,始于1948年10月。彼時,王葆真住在上海八仙橋龍門路永川醫院,喬裝病人,利用醫院為秘密聯絡處。該院院長王振川和王葆真是老朋友,關系很好,同情、支持革命,掩護王葆真,把他作為“病人”收容下來并妥為照顧。劉昌義是由老朋友劉云昭(漢川)引薦給王葆真的,當時劉云昭是國民黨立法委員、地下民革上海臨工會委員,他和王葆真、劉昌義都是多年深交。他們三人在永川醫院秘密懇談。王葆真幫助劉昌義了解中國共產黨的統戰政策,向他解釋中共對國民黨人區別對待,立功受獎的情況;宣傳民革的性質、任務和當前形勢以及國民黨必敗、共產黨必勝的道理,解除了劉昌義的思想顧慮。據上海民革老檔案記載,劉昌義遂于1948年11月16日參加了上海民革臨工會。劉昌義參加民革后,積極準備起義,迎接人民解放軍渡江。劉昌義此時為國民黨第一綏靖區副總司令(1945年曾任國民黨第十九集團軍副總司令,兼北兵團司令和第五十一軍軍長),先后駐防上海郊圍地區常州、崇明,往來于上海。上海解放前夕,湯恩伯、陳大慶逃走前,為找替身,讓劉昌義當上了上海警備副司令,旋升為司令。上海解放戰爭時,劉昌義率部在蘇州河北岸起義(其間,因王葆真被捕,關系中斷,故推遲起義時間)。當年指揮上海戰役的人民解放軍聶鳳智軍長在一篇文章中,對劉昌義起義有一段記載,并說“為人民做過好事,人民不會忘記”。(見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上海解放三十周年專輯》下冊。1984年第10期《上海支部生活》上亦有一篇文章《發生在解放大上海中的故事》,也講到陳毅司令員“接受劉昌義就地起義”)

  上海方面,還有地下“民聯”(即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開展的革命活動。1948年9月,由民聯成員田竺僧(公開身份為南京中央商場總經理)介紹,劉海亭、崔恒敏、馬廣運等均在南京參加了地下民聯。他們3人,都是國民黨中央警官學校同學。為配合上海方面的工作,南京地下黨人田綏祥(公開身份是國民黨“國大代表”)指派崔恒敏利用社會關系,打入上海市警察局,擔任駐衛總隊副總隊長、代總隊長,其手下有8000多人,分布于全市各機關、各工廠等單位。在上海,崔恒敏在中共地下黨人任百尊、田云樵領導下工作。當時民聯領導人陳銘樞、郭春濤,住在上海。中共地下黨領導人是吳克堅。1949年2月下旬,劉海亭奉陳銘樞、郭春濤召見,來到上海匯報請示工作。劉和崔恒敏一見面,就熱烈擁抱,互相約定,等南京的槍聲一響,上海就發動起義。后因王葆真、孟士衡、劉海亭、馬廣運等被捕,崔恒敏乃于上海解放時,在任百尊、田云樵領導下,率領員警起義。受軍管會委任,繼續擔任副總隊長職務。

  “京滬暴動案”是如何被敵人破壞的?南京的6項計劃擬定后,正積極準備,待機行動,并由中共地下黨員吳士文(參加民革工作)過長江和人民解放軍江淮軍區聯系,又和江淮軍區第一軍分區派來南京工作的曾善述取得聯系。就在這個時候,南京地下民革組織被敵人破壞。其經過是這樣的:吳士文家住在南京光華門大光新村,這是南京民革分會的聯絡處,孟士衡等人常在這里聚會。同院住有一個國民黨特務秦范五,他在“首都衛戍司令部”稽杳處工作,見到鄰居吳士文家里往來的人,產生懷疑,就監視他們的行動,并向敵衛戍總司令部告密。盂士衡由南京到上海,準備向王葆真匯報行動計劃時,首都衛戍司令部又派上校隨員馬志清跟蹤前來。由于這個線索,民革滬寧兩地的主要負責人和有關人員紛紛被捕。在上海方面被捕的有王葆真、孟士衡、許卜五、吳榮、張克強、許志遠、王履和、林滌非及樊崧甫、沈士榮等十余人(上海地下民革臨工會16名委員中,被捕者8人)。在南京方面被捕的有劉海亭、夏奉琪(女)、馬廣運、吳士文、肖儉魁、馬駿銘、王鼎臣、周臣千及北區、中區兩警察局警宮十余人。肖儉魁系中共地下黨員,他所在的國民黨憲兵團通訊連下級軍官和士兵十余人也被株連扣押。孟士衡之妻秦秀卿,亦被軟禁失去自由。

  民革南京分會副主任委員胡勤業,因逮捕時不在場,免遭于難。上海臨工會委員梁佐華和任廉儒因國民黨特務追查迫害,潛往香港,向民革中央匯報王葆真等人被捕情況,從事營救工作,由民革中央主任秘書呂集義接待,并與中共華南局接上關系,繼續進行策動國民黨第72軍軍長郭汝瑰的起義工作。華南局潘漢年派張建良同我們接頭。解放前夕,郭汝瑰起義。

  王葆真等人在獄中的情況

  抗日戰爭勝利后,王葆真由重慶到了上海,與“周公館”取得聯系,接受周恩來的指示;周指定楊瓊與李濟深、王葆真負責聯系軍事工作。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港成立后,王葆真任民革中央常務委員兼軍事特派員;并被派從香港來到上海,展開民革地下工作。

  王葆真是1949年2月24日深夜在上海山海關路安順里徐錫駒家里被捕的,先后被捕的還有徐錫駒等人。他們起初都被關押于威海衛路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第一大隊部牢房。后來,王葆真被移解到提籃橋監獄警察醫院5樓,其他幾個則分別轉押于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黃浦區警察分局。

  在獄中,同志們雖經國民黨特務威脅利誘,無所不用其極,但都忠貞不屈,而尤以王葆真表現更為突出。當時,王已近70歲高齡,在警備司令部第一大隊部時,經過兩次刑訊,被打得遍體鱗傷,但對京滬暴動案承擔了一切責任,并斬釘截鐵地說:“關于軍事問題,只有我一個人知道,與別人無關。”國民黨特務見到用硬的一手得不到口供,便施展軟的一計。3月3日下午,特務偽裝為李宗仁的代表,前來探監慰問,并對王葆真說:“我姓楊,天津人,從前在延安抗日大學讀過書,目前在法院做法官。這次是李代總統派我來的。國共兩黨正在和談,政府準備釋放一批政治犯,請你開列與中共有關系的人員名單,以便一一釋放。”這個特務同王葆真糾纏了3個半小時,但是王葆真知道這是敵人的陰謀詭計,絕口不吐一字,弄得這個特務無可奈何。

  王葆真在獄中,受盡苦難,傷勢嚴重,飲食不進,生命垂危,但仍堅持斗爭,痛斥國民黨反動派背叛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發動內戰,禍國殃民。在獄95日,他寫詩百余首。他說:“在滬入獄,觀察敵特,必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乃留詩幾篇,說明我們革命的意義,便好與世長別。”他富有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不怕犧牲,視死如歸。其詩云:“臨難毋茍免.舍身貴取義”“聞道夕可死”“橫刀何足懼”“況我年七旬,古稀堪傲世”,“人視囚獄辱,我視光榮極”。再如《殘年》詩:“恐負殘年未敢衰,犧牲當愿站前排,深慚七十無功穗,空向人間一度來。”王葆真在獄中,常以文天祥的《正氣歌》自勵,并在詩中說:“正氣歌留文信國,霸才囚系管夷吾。死生榮辱渾無事,立地參天大丈夫。”“精神早破死生關”“下獄何須問死生”“愿為人民受苦難,愿為眾生入地獄,愿為無名英雄冢上樹,護風護雨護忠骨。”浩然之氣,溢于言表。

  在南京的監獄里,同志們也在對敵人展開斗爭。國民黨特務對劉海亭、馬廣運等人施以電刑、老虎凳等酷刑,但他們不為所屈,始終不吐口供。劉海亭還提出抗議說:“我是警察局局長,你們為什么要亂抓人?”敵人為千方百計地找尋人證,將孟士衡一度押至南京,與劉海亭、馬廣運對質。問孟士衡:“他們是誰,叫什么名字?”孟士衡神色不變,從容答道:“我不認識他們,不知他們叫什么名字。”敵人又問:“你們是什么關系?”孟士衡說:“根本不認識,毫無關系。”由于查不出證據,劉海亭和馬廣運兩人乃幸免于難。

  多方營救和三志士的犧牲

  王葆真以京滬暴動案被投入監獄后,獲得了各方的營救。周恩來同志和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分別致電南京國民黨政府提出抗議,要求立即釋放王葆真。李濟深主席還親筆寫信給南京李宗仁的代表黃啟漢,請其轉告李代總統,恢復王葆真的自由。王葆真是國民黨元老之一,在南京的國民黨元老也為他講話,他的一些至親好友也參加了營救工作。王葆真有個女兒,名叫王振琳,當時在南京金陵大學任助教,驚聞父親系獄,就從南京趕至上海探監,得不到獄卒的許可,當場昏厥于門外,經路人搶救,始獲蘇醒。3月9日,王振琳上書李宗仁,要求代父入獄。該信在上海《大公報》刊出后,獲得了各界人士的深切同情,國內各報競相轉載。王葆真在敵警備司令部第一大隊時,被關押于一號牢房。3月12日,隔壁三號牢房里的一位難友從墻縫中塞進了《大公報》的一角。王葆真得知女兒要求代父入獄的消息以后,老淚縱橫地說:“余自入獄,未嘗動心,聞振琳營救,忽然悲泣”,并寫下了一首詩:“木蘭從軍代父征,緹縈上書代父死。爾今書請代入獄,父聞心悅轉悲泣。我視死生無重輕,被拘入獄不驚異。胡為聞報獨傷情,兒女豈短英雄氣?”

  由于各方的營救和輿論的壓力,而且當時正值和平談判之際,國民黨反動政府不得不作出一些和平姿態。李宗仁和何應欽電令上海將王葆真等人解送南京。但在滬的軍統特務拒不執行,而對外則偽稱已經解往南京,并在《商報》上發表假造的消息,說“陰謀暴動顛覆政府巨案,主犯王葆真、吳榮、許卜五、林滌非、萬行浩等自淞滬警備司令部在滬拘捕后,業經偵查終結,并呈奉國防部批示,于本月(4月)2日正式由滬轉解赴京與首都衛戍司令部破獲部分并案辦理”云云。1949年5月9日,淞滬警備司令部經湯恩伯批準,將孟士衡、吳士文、肖儉魁三人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下午3時臨刑前,他們沿途高呼口號“共產黨萬歲!打倒蔣介石!”孟士衡從容執筆,寫下了最后的遺囑:“秦秀卿賢妻鑒:我為革命而成仁,死無遺憾。結婚七載,諸多負汝,尚請鑒諒。汝可改嫁,善自珍重。”寫完擲筆,英勇就義。孟是民革南京分會主任委員,肖、吳兩人是與地下民革聯系工作的共產黨員,他們的血流在一起。據上海《新聞報》1949年5月10日載稱,“孟士衡、吳士文各中三槍斃命,肖儉魁中四槍氣絕”。可見死事之烈。烈士英名,永垂不朽!

  王葆真亦于同日被判死刑,由于各方營救,暫緩執行,得以幸存。5月27日上海解放,由民革滬寧區臨時工作委員會負責人陳銘樞迎接他出獄。6月17日,李濟深主席電邀王葆真去北平。18日夜,他與民盟主席張瀾、民盟中央委員羅隆基等同車北上,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任政法委員會委員,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屆全國政協常委,河北省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員。1977年12月22日在北京病逝,終年98歲。1978年1月8日,在北京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全國政協副主席沈雁冰主持,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陳此生致悼詞,國務院副總理王震參加追悼會,鄧穎超、烏蘭夫等同志敬獻了花圈。王葆真的骨灰安放于八寶山革命公墓。

(作者皆為“京滬暴動案”親歷者,本文原載于《王薦真文集》)

作者:梁佐華 劉海亭 許卜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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